有人在北京某活动上拍到吴雁泽，坐在轮椅上，身边推车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林西琳。 照片传出来，评论区有人感慨"老艺术家老了"，也有人突然问了一句："他儿子呢？" 这一问，还真问到了点子上。 吴雁泽的独子叫吴洲，今年46岁，人在加拿大温哥华，是个执业律师。 父子俩隔着一整个太平洋，这个距离不光是地理上的，感情上也差不多。 我翻了翻公开资料，吴洲几乎从不在任何场合提起父亲，吴雁泽的公开采访里也极少聊到儿子。 一个唱了一辈子歌的男高音，一个闷头干活的律师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大概在1985年就彻底岔开了。 我觉得这事说不上谁亏欠谁，但确实值得好好捋一捋。 一、那个从博山走出来的男高音 吴雁泽是山东淄博博山人，1940年生，他爹是外科大夫。 按正常剧本走，这孩子长大了学医，接他爹的班，在博山当个受人尊敬的医生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 可嗓子这东西不讲道理。1957年他去省里参加文艺会演，一首独唱拿了二等奖，直接被评委记住了。 两年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，从此跟医学再没半毛钱关系。 我看过一些关于他求学阶段的记录，说实话挺佩服的。 那时候同学里好多是城市艺术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五线谱信手拈来，钢琴从小就练。 他呢？五线谱看不懂，钢琴碰都没碰过，一开口还满嘴博山味儿。 老师直接警告他：半年改不了口音，哪来回哪去。 换别人可能真就打退堂鼓了，吴雁泽硬是拿最笨的法子往上扛。 人家吃饭他占琴房，人家练琴他蹲门外偷师，晚上回宿舍对着收音机一个字一个字纠发音。 我认为这种死磕劲头，是他后来能唱出名堂的根子。 天赋让他进了那扇门，但能留下来，全靠自己拿命填。 1964年毕业调到武汉歌舞剧院，24岁，嗓子正是最好的时候。 到武汉就赶上排《东方红》地方版，缺男高音领唱，他补上去唱《赞歌》，一唱几百场，名声就这么起来了。 后面近三十年他扎在湖北，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地方。 去清江看放排工喊号子，蹲河边记谱；进大别山跟老农一块住，听人家哼山歌抄词。 后来《清江放排》《再见了，大别山》这些歌里那股味道，不是编出来的，是他真在那些地方泡过的。 特别是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，成了他的绝对代表作，唱了几十年，台下安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。 我觉得作为歌唱家，吴雁泽这辈子是成功的，甚至是令人敬佩的。但人这一辈子不光有舞台，还有后台——家。 二、那个被巡演挤掉的家 七十年代中期，吴雁泽跟同院的舞蹈演员周安玲结了婚，1978年儿子吴洲出生。 一家三口，男的唱歌女的跳舞，孩子白白胖胖，搁当年那是让人眼红的配置。 问题出在时间上。吴雁泽那些年的行程表，我估计他自己看了都头疼——全国巡演、慰问、出国文化交流，一轮接一轮，一年在家待的日子恐怕一只手就能数完。 家里什么样呢？煤气罐空了周安玲自己扛，孩子半夜发烧周安玲一个人抱着跑医院，家长会永远只有妈妈出席。 周安玲自己也是专业演员，有排练有课程，不是那种全职在家等丈夫的人。两头都忙，但家里这头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。 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种日子搁谁身上都扛不长久。不是说非要怪谁，而是一个家庭要运转，起码两个人都得在场。 吴雁泽不是不想顾家，他是真顾不上——同一个晚上，他在另一座城市唱《再见了，大别山》唱得台下哭成一片，他自己的家里，妻子正一个人对付一个发烧的孩子。 1985年，两人协议离婚。吴洲七岁，跟妈妈走。 没有狗血，没有撕扯，没上新闻。周安玲收拾了东西，带着儿子离开武汉，先去了香港。 我认为周安玲是个挺硬气的女人。到了香港以后，她靠教舞蹈、接零活养活母子俩。 八十年代的香港什么物价，去过的人都清楚，她一节课一节课地把日子挣出来。 从来没拿"吴雁泽前妻"当招牌去换资源，也没回头找前夫要过什么，后来甚至一直没有再婚。 就一个人，把儿子从七岁拉扯到成年。 1995年前后，她又做了一个大决定：带17岁的吴洲去温哥华。不是跟风移民，我觉得她就是想让儿子彻底换个环境，靠自己的本事站起来。 吴洲在温哥华读完高中，语言关自己过的。后来进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又去西蒙菲莎大学读高级翻译拿了证，再回香港城市大学读法学。 2008年前后，快三十岁的他回温哥华进了律所，正式成为执业律师。 这条路上没有父亲的一分钱。奖学金、兼职做口译、母亲省吃俭用攒出来的生活费，拼拼凑凑就是全部了。 后来他在温哥华成了家，买了房，把年纪大了的母亲接到身边一起住。 周安玲晚年身体不太好，慢性病缠身，记性也越来越差，儿子就守在旁边照顾她。 我觉得吴洲走的这条路，干净得让人佩服。没借过父亲半点光，也没拿身世去换过什么同情。 一个律师该考的试他考了，该熬的夜他熬了，该吃的苦他吃了。 母亲老了他接过来养着。这就是本分，但这种本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。 三、轮椅后面那个弹琴的女人 再说回北京这头。 1992年吴雁泽调回中国歌剧舞剧院，后来当了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音协党组书记，拿过金唱片奖，享受国务院
